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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地狱全文】受70年的骨董法规禁锢怎可能关得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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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地狱全文】受70年的骨董法规禁锢怎可能关得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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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6-13 03:46:44
【改造地狱全文】受70年的骨董法规禁锢怎可能关得像个「人」

2016年苏格兰高等法院裁定不引渡在台酒驾撞死人的英商林克颖回台服刑,其中理由直指台湾监所环境不佳,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规定,让台湾监所成为国际认证的苦牢;隔年大法官连出二道解释文,确认《监狱行刑法》部分条文违宪,归还受刑人长年遭剥夺的的秘密通信及司法救济权利。

内外压力交错,迫使《监狱行刑法》终在今年迎来了立法逾70载后最大幅度的一次修法。

台湾受刑人长期处于「特别权力关係」——国家基于特别之法律原因,在一定的範围内对特定人拥有概括的指挥、命令之权力。加上监所内部不透明,让受刑人戏称一监之主的典狱长便是土皇帝,关起门做什幺都无人知晓。

「像早期关重刑犯的监狱,囚车到监所时,管理员会举着齐眉棍站两排,犯人走过去,齐眉棍就乱棒打下,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担任监所管理员超过30年的阿威(化名)说,后来即便不随意殴打受刑人,但新进囚犯入监前,管理员也会举着电击棒,「你看那个电流霹雳啪啦的闪,吓都吓死。」这些近乎虐囚的行径,不过是监所诸多潜规则的一部分。

 

什幺都能管 受刑人信件也监看

只是「特别权力关係」的概念在国际间已被修正。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便通过《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準规则》,就监狱设施管理和罪犯待遇的最低限度标準达成共识;2015年联合国大会对此规则进行大幅度修改,保障受刑人医疗保健、申诉等普通权利,并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回到台湾,虽如今监所已减少随意施暴的行径,但受刑人不少权利仍遭剥夺,跟不上国际标準。其中像是通信自由就处处受限。在监所工作的社工师小梓(化名)曾亲见管理人员检查受刑人信件,要求删除部分内容,「信里不能写监所坏话,否则无法投递。」

而知名冤案——陆正案当事人邱和顺曾在信件中写出看守所内所见所闻,包括主管贩卖毒品、受刑人集体吸毒等情事,但却被看守所以有「妨害监狱纪律」之虞为由拒绝寄出。随着邱和顺一路诉讼、打到释宪,才终于在2017年有了二道大法官释宪:释字756号解释还给受刑人通讯自由;755号解释,则是保障受刑人的诉讼权。

解释文一出让法务部不得不面对修法议题。但法务部原本修的保守,在政务委员罗秉成协调下召开24次会议,终于推出修法草案,并在这个会期列为优先法案,企图让这部1946年上路至今的《监狱行刑法》具备一丝丝跟上近代社会的模样。

谈起修法历程,罗秉成苦笑,修法之难,在于过往观念认为犯错便该受罚,「难到让你进来监狱好过吗?」但这一观念在国际间早已转变,「『自由刑』剥夺的是人身自由,除此之外,人的基本权利都该继续被保障。」罗秉成说,现阶段普罗大众尚未接受这一观念,因此透过修法做为前导,让一般人慢慢理解受刑人也该享有基本保障。

这次《监狱行刑法》的翻修,交由政务委员罗秉成主责。

「像这次修法新增了第六条『人权条款』,其中就规定了身障者的权利。」细数修法成果,负责各部会沟通协调的政务委员罗秉成解释,台湾早已签署《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CRPD),并在2014年通过《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正式将其国内法化。

但监所里几乎没有无障碍设施,今年监察委员巡迴全台监所调查身障设备,不少监所才急急加装扶手等硬体。「身障者当然不可能和一般人一样坐监,因此这次修法,第六条就加上『监狱应保障身心障碍受刑人在监狱内之无障碍权益,并採取适当措施为合理调整 』。」罗秉成说,毕竟要让人接受刑罚,也得给人一个能接受刑罚的环境。

 

关得像个「人」 修法保障基本权利

另外像是受刑人诉讼权益,罗秉成笑称,诉讼权益不是一句「让他可以打官司」就能达成,其中还有不少眉角需观照。例如诉讼需有标的,「但监狱里很多处分是只有口头没有书面,这样怎幺打官司?但我们也不能增加管理人员工作量,要他们什幺事情都出书面文件。」在兼顾保障人权与顾及管理人员劳动状况下,「我们要求当受刑人预备提出救济,需要监所出具书面文件时,监所再出具文书资料。这样才不会增加太多成本。」

而受刑人心心念念的假释制度,过去假释遭驳回往往只有一句模稜两可的「无悛悔实据」,或是「案件影响社会过大」,便驳回了受刑人的假释声请。「受刑人在里面数馒头,最在意的就是哪天能自由,所以这次修法针对假释救济闢了一个专章。」罗秉成说,针对假释驳回的救济包含了申诉、陈述和诉讼,「受刑人可以阅卷,看看自己的假释资料有没有问题;也可到假释审查委员会上进行陈述,为自己说话。」

不过有申诉管道,受刑人也可能碍于和监所管理人员权力关係不对等,不敢提出。因此这次修法明定设置「外部监督小组」,不定期视察监所状况,让受刑人也可乘机提起陈情,「内、外都有管道,多少能让监所透明一些吧。」罗秉成说。

监所超收、教诲师人力不足,各种乱象都阻碍了修法成效。

只是大幅度修法,还权于受刑人,但监所这部老旧机器内,仍有许多这次修法未能补足之处。长期关心监所现况的监所关注小组理事长陈惠敏指出,虽修法内容增加内、外透明度,改善受刑人环境,但受刑人在监所里的教化品质仍欠缺,对赋归社会帮助有限,她建议应引进更多外部课程进入监所,改变教化品质。

目前因为监所内教诲师人力不足,一名教诲师大约得服务300位受刑人,光是处理假释流程便已分身乏术,更不用说进行教诲。因此监所内的教诲工作,多委外给「社会公正人士」担任的教诲志工。

 

 

教诲志工参差不齐 竟说受刑人「卡到」

「但很多教诲志工真的不知道在讲什幺,我曾听过一个老师跟受刑人说,『你会出事就是因为卡到』,还叫受刑人出去后去找他解厄。」在监所担任管理员的小新(化名)闻言当下心里震惊,但因为管理员不能干涉课程,他只能静静站在一旁。

曾在台中女监客社写作班的陈惠敏说:「我们观察到很多女性受刑人情感依附很重,女性受刑人8成以上是因毒品入监,而多数女性用药都和亲密伴侣有关。」若透过课程改变她们情感依附状况,出狱后才不会重陷亲密关係,在既有的人际网络中再度触法,这样的教化也才堪称有效。

虽然修法草案中新增「新收受刑人3个月内要订定『个别处遇计画』」来补强教化功能,藉着理解受刑人犯案动机,身体心理状况、原生家庭状况和人际关係,再量身打造适当的对待方式,包括分配到合适的作业工厂进行劳动,依据犯罪类型设置课程,降低再犯风险。「计画也会週期检讨修正,出狱前也会协助转介资源给受刑人。」矫正署副署长周辉煌说道。

不过专长狱政研究的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认为,这一设计成功机率不高。李茂生解释,早在2003年,彼时法务部矫正司长黄徵男推动设置「第二监狱」制度,以二监作为新收受刑人监狱,让新收的受刑人先在二监进行3个月的详细调查,并製作处遇计画为受刑人提供最适当的教化内容。

但二监的规划最终只在云林二监短暂执行过,「且做好的处遇计画在监狱里根本无法执行,计画里说要安排劳作使受刑人培养自尊心,但监所里只有折纸袋的工作,这要怎幺培养?加上刑事政策趋于重刑化,受刑人人数攀升,没地方收容,怎幺可能空着个场地专收新入监受刑人?最后便取消了二监的制度。」如今修法,当年的概念也重新植入,「但仍面临一样的问题:监狱无法执行。」李茂生叹道。

 

监狱超收难题 让人权难施展

而监所最大的超收困境,亦无法透过修法解决。根据矫正署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超过6万人在监所里监禁,超收比例9%;8人房挤到13人,6成的受刑人无床可睡。近年重刑化的政策让越来越多人得进监牢,「现在监所大约有一万多个酒驾的。」李茂生说道。

周辉煌也透露,过去机关内会议时,还有人建议吸食三、四级毒品者也该坐监,让他吓了一大跳。目前光是施用一、二级而坐牢的受刑人就超过二万人,佔监所受刑人一半,若再把三、四级毒品施用者纳入,爆满程度恐再加剧。

加上过去紧缩的假释门槛,例如「三振法案」明定累犯若假释期间再犯,不得声请假释,「很多年轻时误入歧途犯了伤害罪的人,几年后假设犯了个伪造文书入监服刑,就不能假释,拉长了一个人监禁的时程。」陈惠敏说道。这些刑事政策都导致监所越来越挤、受刑人越关越长。

再多的人权保障入法,遇上超收的拥挤环境和有限的管理人力,恐怕都难以施展,如何为监狱减压成了大难题。罗秉成举例,像是在美国,透过「毒品法庭」制度,前端先详细调查毒品犯的吸食历程、家庭支持状况等,筛选出可进入毒品法庭的人。进入毒品法庭的人,不需进入监所,若配合处遇计画且状况良好,完成方案后就可获得免刑、减刑、缓刑或撤销起诉等酬赏。而美国实证研究也发现,完成方案者、撤销起诉者,毒品相关犯罪再犯率的确有降低趋势,也减少进入监所的人数。

走得更超前的,则是欧洲的开放监狱。受刑人能外出工作,有限度的使用网路,避免与世界脱节,并在监所里为回归社会做準备。罗秉成坦言,参访开放监狱时,也听闻他们的再犯率高达5成上下,不比台湾低,但背后的价值在于把资源摆在「让人回去(社会)」,「而相较欧洲,台湾的观念还是停在把成本放在『把人监禁』上。」罗秉成说道。

「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些受刑人总有一天要回到社会,你把一个人关很久,等于毁了他。」当人越难回归社会,对社会的风险越大,李茂生厉声质疑,一个社会有许多人睡公园,每天早晨都有人冻死路边,「这样的社会你说能安全吗?」

修法只是第一步,可根深柢固的「排除」观念仍有待时间转变,「一间教室30个学生,有一个发展迟缓、一个过动,你说剩下28个学生的家长会怎幺做?」李茂生冷笑,「剩下28个学生的家长会要求把这2个学生放在特别坐。」当「排除」的形式无处不在,监所的本质短期内仍难以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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